其中，前者之第41条规定：为改良劳工生活状况，国家应实施保护劳工法规。
制宪权是原始性的权力，对制宪权的约束多是软约束，作为约束制宪权的自然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不具备法的基本要素，如强制性、规范性等，国际条约对宪法的约束也是有限的。而省级人大代表的作为，依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又受到下一级人大（县级）的监督，县级人大受到选民监督。
[63]问题在于，是否所有的政治力量的变化都要引起、都应该引起宪法的变化？哪些政治问题是宪法问题，哪些政治问题仅仅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宪法问题？宪法是政治法，宪法的内容不应当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宪法也是法，它不仅应当有政治的内容，还应当有法的特点。如果反对者是多数人，法律就难以修正，如果社会上某强大集团从规则现状获利，那么规则可能一点也碰不动。[26]如果大量宪法规则都需要变动，那么这其中一般也会包括对宪法相关原则的变动，这时候可以考虑全面修宪。……通过辩论和反复交涉，实际上修正案在不断受到否认的锤炼和严格的审查。这句话是经过痛苦的‘十年内乱才写出来的。
当某项修正案有直接利益者时，这些直接利益者会积极推动修正案的通过，但对于没有直接利益的人们来说，他们可能漠不关心，对于利益因此还可能受损害的人来说，他们会积极反对。当我们能够用宪法解释的方法去完善宪法文本的时候，就应当尽量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只有当宪法文本已经没有解释的空间时，才需要动用修宪权，宪法解释是正常的、优先的解决方式，宪法解释的极限才是宪法修改的开始。17-18世纪的西方宪法对应于民国前期的宪法，它们规定的人都是平等而自由的人。
这样的形象根源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简言之，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的存在为国家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正当性依据，而国家的存在又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福利保障。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直接确认了人与公民的权利，并宣称：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1689年颁布的《英国权利法案》第一句话就直接表明：本法宣布人民之权利与自由。
通过考察17-18世纪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阶段的宪法性文件关于人的规定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因此，从逻辑上说，如果没有剥削者和反革命分子就没有劳苦民众。
譬如，黄茂荣先生就曾谈到：在法律上，人这个概念除用来指称自然人，亦即生物学上之人外，还用来指称法人。1949年《共同纲领》第7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为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在无产阶级这种正面形象的对立面，还有一群模糊而灰暗的人。至于公民，更是一种超阶级的形象，而且这种形象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人民内部千差万别的个体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强化不同个体之间的同质性。
妇女儿童从事劳动者，应按其年龄及身体状态，予以特别之保护。但是，从宪法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才完成的。这种形象既是社会团结的文化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精神前提。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
相对于1975年《宪法》而言，1978年《宪法》对于人的形象的规定有沿袭的一面，也有开新的一面。(1)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
从层级的角度看，人民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人民的形象依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剩下的形象只有人民，而且是需要帮助的人民。
以上相异的四个方面表明，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是多维的、立体的、交错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情况已经有所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向执政党的转型，特别是1982年以后，宪法描述的人才开始走出敌我二元划分，塑造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与作为个体的公民形象。与13世纪的《自由大宪章》相比，17世纪的《英国人身保护法》所规定的人的形象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人的血统以及因血统而产生的身份消失了。可见，三个时代的西方宪法所规定的三种形象，同样在三个时代的中国宪法文件中依次出现：清朝末年的宪法对应于13世纪的英国《自由大宪章》，它们规定的人分别都突出了人的身份与血统。1776年7月4日颁布的《美国独立宣言》记载了一些流传广泛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在新的敌人面前，旧的敌人变成了朋友。任何公民，无论是享受权利还是承担义务，都会牵涉到其他公民，这就赋予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2)人民有免于经济上偏枯与贫困的权利。在《自由大宪章》中，任何人都不是抽象的人或一般的人，更不是平等的人，而是身份各异、等级参差的人。
可见，现代宪法共同描绘的这些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并非梅因所讲的身份的人，也不是《自由大宪章》所规定的身份的人或血统的人，而是现代宪法中新出现的人。在这样的形势下，1946年春天的陕甘宁边区就存在着一个和平建国的可能前景因此，至少在这个春天，就没有必要在宪法文件中刻意张扬或继续渲染敌我对抗的形象了。
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的宪法文本中的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的宪法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板块。罗尔斯所说的第二条优先原则是希望在保证自由的前提下，强调要维护或增进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对于现代宪法文本中的人来说，就是要注意维护、增进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的利益。这样的臣民形象虽然还是叫做臣民，但与西方近代宪法所规定的人相比已经很接近了：都享有广泛的政治自由与财产权利。
如果说无产阶级描述了人的经济状况(没有财产的阶级是为无产阶级)，人民描述了人的政治状况———一切权力的所有者，那么，工农兵则描述了人的职业状况———工人、农民与战士。西方宪法中人的形象的变迁属于内生型变迁，是西方经济、政治、思想变迁的产物。
按照1978年《宪法》的规定，敌是资产阶级与坏分子，我是无产阶级。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至今，已经历了一个世纪。
按照1975年《宪法》的规定，敌是各种坏分子，我是由工农兵组成的无产阶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大宪章》所规定的人并非同质化的人，而是身份化、等级化的人。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从辛亥革命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为第一阶段。④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只要关于人的设定或想像发生了变化，法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第156条规定：国家为奠定民族生存发展之基础，应保护母性，并实施妇女儿童福利政策。
(3)人民有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权利。近代宪法规定的平等而自由的人，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政治上，传统的君主与贵族被拉下神坛，公共事务的支配者变成了新兴的资产者。
其中，劳苦民众享有政治权利与自由，代表了某种神圣的、正当的、积极的人的形象。一切劳动者，凡遇不幸、疾病、残废、年老和不由其做主的失业等情况时，均有权享受相当于其生活需要的规定措施和保障。
两种身份之间的界限不可逾越，因而也可以合称为身份的、血统的人。并且(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